谴责公案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1867—1906)，清末著名小说家；伯元系其字，号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江苏常州人，生于山东。六岁丧父。父申之，宦于山东。当时伯元堂伯父李翼青也在山东为县令，便将侄儿领养在身边。李翼青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故伯元从小在州县衙门读书成长。在伯父严肃的爱抚与督促下，他擅长于八股、诗赋、词曲，精书画篆刻，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秀才。他二十六岁时，伯父李翼青辞官回乡，伯元随伯父回常州。回乡五年中，他曾向传教士学习英语，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不久，伯父病故。他内伤门庭多故，外感国势危殆，又因从小看厌了官场的腐朽风气，便决心放弃科举，放弃仕途，迁居上海，从事报纸编撰工作。 上海十年是李伯元一生最辉煌的阶段。他先在《指南报》任编撰，次年又创办了生动活泼的《游戏报》。内容包括官场笑柄、文坛轶事、商海波澜，以及歌台、舞榭、妓院、酒楼的各种花絮新闻，而形式生动，到处穿插着笑话、寓言、诗词、楹联、灯谜、酒令、诗钟等多种带游戏性质的文字。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由于形式活泼，内容贴近生活，《游戏报》在上海各界中造成了极大影响。李伯元也因此而名噪一时。 1909年，李伯元又将《游戏报》转让给朋友，另外创办《世界繁华报》。报纸开辟了艺文志、北里志、讽林、野史、官箴、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等各类专栏，他将自己创作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连日排载在《世界繁华报》上。长篇小说与长篇弹词的连载果然制造了异常轰动的社会效果，《世界繁华报》遂成为执小报牛耳的著名报刊。 随着报刊与创作的影响日益扩大，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担任著名小说半月刊《绣像小说》的主编。在李伯元的主持下， 《绣像小说》刊出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蘧园的《负曝闲谈》、姬文的《市声》及李伯元自撰的《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影响深远的著名小说。由于李伯元的努力，《绣像小说》与《小说林》、《月月小说》、《新小说》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这些小说期刊和其他报刊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李伯元不但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编辑，而且是著名的文艺社团活动家。他出面组织过艺文社、书画社、海上文社。通过这些社团，他和广大的诗人、作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政府要人广交朋友，在晚清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誉之者视之为文坛雏凤，谤之者称之为学界妖孽。1901年，光绪帝开经济特科，旨令中央要员与封疆大吏推荐贤才进行选考。湘乡曾慕涛侍郎举荐李伯元应考，而御史周少林则指责李伯元“文字轻佻，接近优伶”。而李则我行我素，既不接受青睐者的荐举，也不理会嫉恨者的攻击。对旁人毁誉他的态度就像《文明小史·楔子》中的小诗所说的：“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李伯元生活在满清末年这个大动乱的年代，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已面临末世，这政局是非变不可的，只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却难以想像。这将变未变的局面，正如他在《文明小史·楔子》中所说：“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他决心将末世的丑恶彻底加以揭露，为将来的新政局提供改良的借鉴。至于旁人的毁誉，他是不屑一顾的。 在上海勤奋工作的第十年，李伯元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没有看到将出的太阳就撒手而去了，但他给社会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弹词戏剧《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诗文杂著《南亭笔记》、《南亭四话》、《艺苑丛话》、《滑稽丛话》、《沙海妙品》、《奇书快睹》，篆刻集《芋香室印存》。他以大量滑稽幽默的文章，出色地完成了批判旧世界的时代使命。 ……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1867—1906)，清末著名小说家；伯元系其字，号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江苏常州人，生于山东。六岁丧父。父申之，宦于山东。当时伯元堂伯父李翼青也在山东为县令，便将侄儿领养在身边。李翼青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故伯元从小在州县衙门读书成长。在伯父严肃的爱抚与督促下，他擅长于八股、诗赋、词曲，精书画篆刻，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秀才。他二十六岁时，伯父李翼青辞官回乡，伯元随伯父回常州。回乡五年中，他曾向传教士学习英语，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不久，伯父病故。他内伤门庭多故，外感国势危殆，又因从小看厌了官场的腐朽风气，便决心放弃科举，放弃仕途，迁居上海，从事报纸编撰工作。 上海十年是李伯元一生最辉煌的阶段。他先在《指南报》任编撰，次年又创办了生动活泼的《游戏报》。内容包括官场笑柄、文坛轶事、商海波澜，以及歌台、舞榭、妓院、酒楼的各种花絮新闻，而形式生动，到处穿插着笑话、寓言、诗词、楹联、灯谜、酒令、诗钟等多种带游戏性质的文字。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由于形式活泼，内容贴近生活，《游戏报》在上海各界中造成了极大影响。李伯元也因此而名噪一时。 1909年，李伯元又将《游戏报》转让给朋友，另外创办《世界繁华报》。报纸开辟了艺文志、北里志、讽林、野史、官箴、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等各类专栏，他将自己创作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连日排载在《世界繁华报》上。长篇小说与长篇弹词的连载果然制造了异常轰动的社会效果，《世界繁华报》遂成为执小报牛耳的著名报刊。 随着报刊与创作的影响日益扩大，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担任著名小说半月刊《绣像小说》的主编。在李伯元的主持下， 《绣像小说》刊出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忧患余生的《邻女语》、蘧园的《负曝闲谈》、姬文的《市声》及李伯元自撰的《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影响深远的著名小说。由于李伯元的努力，《绣像小说》与《小说林》、《月月小说》、《新小说》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这些小说期刊和其他报刊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李伯元不但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和编辑，而且是著名的文艺社团活动家。他出面组织过艺文社、书画社、海上文社。通过这些社团，他和广大的诗人、作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政府要人广交朋友，在晚清文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誉之者视之为文坛雏凤，谤之者称之为学界妖孽。1901年，光绪帝开经济特科，旨令中央要员与封疆大吏推荐贤才进行选考。湘乡曾慕涛侍郎举荐李伯元应考，而御史周少林则指责李伯元“文字轻佻，接近优伶”。而李则我行我素，既不接受青睐者的荐举，也不理会嫉恨者的攻击。对旁人毁誉他的态度就像《文明小史·楔子》中的小诗所说的：“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李伯元生活在满清末年这个大动乱的年代，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已面临末世，这政局是非变不可的，只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却难以想像。这将变未变的局面，正如他在《文明小史·楔子》中所说：“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他决心将末世的丑恶彻底加以揭露，为将来的新政局提供改良的借鉴。至于旁人的毁誉，他是不屑一顾的。 在上海勤奋工作的第十年，李伯元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没有看到将出的太阳就撒手而去了，但他给社会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弹词戏剧《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诗文杂著《南亭笔记》、《南亭四话》、《艺苑丛话》、《滑稽丛话》、《沙海妙品》、《奇书快睹》，篆刻集《芋香室印存》。他以大量滑稽幽默的文章，出色地完成了批判旧世界的时代使命。 ……
九尾狐
九尾狐 作者：清 梦花馆主 著《九尾狐》是清末继《九尾龟》之后出现的一部社会谴责小说。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谴责小说之广泛暴露社会种种丑恶现象有所不同，《九尾狐》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娼妓，并由此暴露出社会上丑恶的一面
九尾狐 作者：清 梦花馆主 著《九尾狐》是清末继《九尾龟》之后出现的一部社会谴责小说。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谴责小说之广泛暴露社会种种丑恶现象有所不同，《九尾狐》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娼妓，并由此暴露出社会上丑恶的一面
于公案
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评书传统书目。长篇。编创于清末。石玉昆纂弄的《三侠五义》(《包公案》)问世以后，北京一些有编创能力的评书艺人纷起效仿，纂弄新书，《于公案》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据云游客《江湖丛谈》称：《于公案》的编创者是北京前辈评书名家牛瑞泉，由他传给刘竹桥，刘竹桥再传给群福庆，遂在北京说书界流传开来。也有一说，传其首创者为一烟馆中的旗籍烟客，书中老五义中大爷——手使“夺命狼签”的万里烟云车云普即以作者为原型(见于金受申《谈谈评书》，载《立言画刊》二百一十五期)。 北京评书界擅长说《于公案》的先后有群福庆、张荣玖、廷正川等人。 书叙清康熙朝清官于成龙出京西巡，途中断案破案、除奸拿贼事。于成龙实有其人，见于《清史列传》，与评书中于公事迹不同。最初说此书，在于公出京前还有松棚会和于公私访煤窑两段书，从群福庆迤后说此书者删去前文，而从于公奉命赈济山西、押资出京说起，到石铁驿一段书前，共有十个单段，叙于公在英雄义士东方普、伍公然、计廉、李云等协助下，四处诛杀恶人，所遇盗魁鲜有能脱逃者。书中有一些好人如臧青、侯杰等皆因某种原因落难而死，而有的说书人，如张荣玖讲说此书，为适应听众心理，则不把臧、侯等说死。该书叙至于公入山西后，情节逐渐紧张，间有闲情逸致，如“火中见莲”，引人入胜。后套还有盘蛇三套、冲天会馆、于公回京等回目，鲜见讲说者。光绪年间坊间刻本《于公案》、《于公案奇闻》与评书书道儿大异。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公案》一书已濒临失传，未见完整保存。
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评书传统书目。长篇。编创于清末。石玉昆纂弄的《三侠五义》(《包公案》)问世以后，北京一些有编创能力的评书艺人纷起效仿，纂弄新书，《于公案》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据云游客《江湖丛谈》称：《于公案》的编创者是北京前辈评书名家牛瑞泉，由他传给刘竹桥，刘竹桥再传给群福庆，遂在北京说书界流传开来。也有一说，传其首创者为一烟馆中的旗籍烟客，书中老五义中大爷——手使“夺命狼签”的万里烟云车云普即以作者为原型(见于金受申《谈谈评书》，载《立言画刊》二百一十五期)。 北京评书界擅长说《于公案》的先后有群福庆、张荣玖、廷正川等人。 书叙清康熙朝清官于成龙出京西巡，途中断案破案、除奸拿贼事。于成龙实有其人，见于《清史列传》，与评书中于公事迹不同。最初说此书，在于公出京前还有松棚会和于公私访煤窑两段书，从群福庆迤后说此书者删去前文，而从于公奉命赈济山西、押资出京说起，到石铁驿一段书前，共有十个单段，叙于公在英雄义士东方普、伍公然、计廉、李云等协助下，四处诛杀恶人，所遇盗魁鲜有能脱逃者。书中有一些好人如臧青、侯杰等皆因某种原因落难而死，而有的说书人，如张荣玖讲说此书，为适应听众心理，则不把臧、侯等说死。该书叙至于公入山西后，情节逐渐紧张，间有闲情逸致，如“火中见莲”，引人入胜。后套还有盘蛇三套、冲天会馆、于公回京等回目，鲜见讲说者。光绪年间坊间刻本《于公案》、《于公案奇闻》与评书书道儿大异。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公案》一书已濒临失传，未见完整保存。
廿载繁华梦
版本：光绪乙巳（１９０５）年在香港《时事画报》连载，光绪三十三（１９０７）年出版单行本。四十回。作者：黄世仲，号棣荪，别署禺山世次郎、世次郎、嵎次郎，又号黄帝嫡裔、世界一个人等。广东番禺人。少颖悟，家贫好学，以居乡不得志，弱冠即赴南洋谋生。参与革命党活动，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任广东民团局长。１９１２年春，被军阀陈炯明以“侵呑军饷”罪名杀害。其小说著作丰富，大多暴露清廷腐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内容：以广东海关库书周庸佑从发迹到败逃二十年为题材，描绘真人真事之作。
版本：光绪乙巳（１９０５）年在香港《时事画报》连载，光绪三十三（１９０７）年出版单行本。四十回。作者：黄世仲，号棣荪，别署禺山世次郎、世次郎、嵎次郎，又号黄帝嫡裔、世界一个人等。广东番禺人。少颖悟，家贫好学，以居乡不得志，弱冠即赴南洋谋生。参与革命党活动，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任广东民团局长。１９１２年春，被军阀陈炯明以“侵呑军饷”罪名杀害。其小说著作丰富，大多暴露清廷腐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内容：以广东海关库书周庸佑从发迹到败逃二十年为题材，描绘真人真事之作。
今古奇观
《今古奇观》是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 和凌蒙初的“二拍”。笑花主人在序中对“三言”和“二拍”，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明了编辑《今古奇观》的目的：“三言”、“二拍”“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仕？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绣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选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 本书中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些作品，虽与市民无关，但却是从市民的眼光去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觉得亲切有味，娓娓动人，而被作者们沁人心脾的艺术笔触所吸引。
《今古奇观》是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 和凌蒙初的“二拍”。笑花主人在序中对“三言”和“二拍”，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明了编辑《今古奇观》的目的：“三言”、“二拍”“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且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绶若若，虽公选之世，宁无一二具臣充仕？余拟拔其尤百回，重加绣梓，以成巨览。而抱瓮老人选得我心，选刻四十卷，名为《今古奇观》。” 本书中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些作品，虽与市民无关，但却是从市民的眼光去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觉得亲切有味，娓娓动人，而被作者们沁人心脾的艺术笔触所吸引。
刘墉传奇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私访判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私访判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龙图公案
《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公案小说，全书十卷，安遥时编。编著者安遥时生平事迹待考。 《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也是源自民间故事的流传。宋元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工商荟萃、人稠物穰的都市中，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一种适合市井平民的“说话”艺术诞生于“瓦肆勾栏”之中。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被称为“话本”，后经文人整理，这种话本便成为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说了。 《包公案》的题材，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重压下生活的民众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成为主角。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像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传》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加以甄别。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包公案》（原名《龙图公案》），作者：安遇时等（明），《包公案》是我国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古典公案小说。它的主人公是以北宋刚正清廉、不畏权贵的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为原型，并将其神化为人神合一的超人：日理阳世，夜访阴司，借助神鬼托梦、异怪显灵，断案如神。它对后来的话本、小说、戏曲以及社会的影响都比深刻。包拯（999-1062），北宋政治家。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有政绩，迁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及知瀛、扬、庐等州和知江宁府等。 仁宗朝号称北宋的太平盛世，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很严重，庆历新政失败后，要求改革的呼声继续高涨，包拯便是其中一员。他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贪暴、懦弱的官吏；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抑制贵戚和宦官等的权利，轻徭薄赋，节省开支等。 至和三年（1056），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审案明察，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令行禁止。当时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包拯，称呼他“包待制”，并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此前曾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后权御史中丞，立朝刚严，数论斥权幸大臣，建言兴利除弊。又任三司使，迁枢密副使用权。嘉佑七年（1062）病逝，终年64岁，谥孝肃。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议》）传世。包拯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南宋和金已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后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
《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公案小说，全书十卷，安遥时编。编著者安遥时生平事迹待考。 《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也是源自民间故事的流传。宋元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工商荟萃、人稠物穰的都市中，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一种适合市井平民的“说话”艺术诞生于“瓦肆勾栏”之中。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被称为“话本”，后经文人整理，这种话本便成为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说了。 《包公案》的题材，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重压下生活的民众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成为主角。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像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传》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加以甄别。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包公案》（原名《龙图公案》），作者：安遇时等（明），《包公案》是我国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古典公案小说。它的主人公是以北宋刚正清廉、不畏权贵的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为原型，并将其神化为人神合一的超人：日理阳世，夜访阴司，借助神鬼托梦、异怪显灵，断案如神。它对后来的话本、小说、戏曲以及社会的影响都比深刻。包拯（999-1062），北宋政治家。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有政绩，迁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及知瀛、扬、庐等州和知江宁府等。 仁宗朝号称北宋的太平盛世，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很严重，庆历新政失败后，要求改革的呼声继续高涨，包拯便是其中一员。他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贪暴、懦弱的官吏；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抑制贵戚和宦官等的权利，轻徭薄赋，节省开支等。 至和三年（1056），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审案明察，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令行禁止。当时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包拯，称呼他“包待制”，并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此前曾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后权御史中丞，立朝刚严，数论斥权幸大臣，建言兴利除弊。又任三司使，迁枢密副使用权。嘉佑七年（1062）病逝，终年64岁，谥孝肃。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议》）传世。包拯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南宋和金已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后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
海公小红袍全传
《海公小红袍传》是《海公大红袍传》的续篇，是继《海忠介公居官公案》一书之后，连贯地表现海瑞后半生72岁至100岁（事实上海瑞只活了74岁）事迹的讲史公案小说作品。主要描写海瑞晚年的政治活动。
《海公小红袍传》是《海公大红袍传》的续篇，是继《海忠介公居官公案》一书之后，连贯地表现海瑞后半生72岁至100岁（事实上海瑞只活了74岁）事迹的讲史公案小说作品。主要描写海瑞晚年的政治活动。
李公案
李公案（又名《李公案奇闻》）清·惜红居士 编纂 版本：清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文光楼刊本。此书仅为初集，未知后续二、三、四集是否出版。三十四回。作者：题“惜红居士编纂”。内容：叙述李持钧为官公正丶公平断案的故事。李持钧即清光绪年间享有“北直廉吏第一”盛名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由县丞累官广西按察使丶山东巡抚丶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官职。光绪二十六（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李率军北上抗敌，兵败，呑金自尽。清廷曾颁诏赐恤，其后迫于联军淫威，诏褫职，夺恤典。
李公案（又名《李公案奇闻》）清·惜红居士 编纂 版本：清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文光楼刊本。此书仅为初集，未知后续二、三、四集是否出版。三十四回。作者：题“惜红居士编纂”。内容：叙述李持钧为官公正丶公平断案的故事。李持钧即清光绪年间享有“北直廉吏第一”盛名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由县丞累官广西按察使丶山东巡抚丶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官职。光绪二十六（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李率军北上抗敌，兵败，呑金自尽。清廷曾颁诏赐恤，其后迫于联军淫威，诏褫职，夺恤典。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著，计108回。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都颇为深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可以帮助读者透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结构上亦非常巧妙：“九死一生”既是全书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结构的主干线，同时又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将它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全书繁简适宜，浑然一体。小说文笔生动，语言尖刻，流传很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著，计108回。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都颇为深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可以帮助读者透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结构上亦非常巧妙：“九死一生”既是全书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结构的主干线，同时又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将它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全书繁简适宜，浑然一体。小说文笔生动，语言尖刻，流传很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杀子报
王徐氏者，夫死后与和尚那云通奸，被其子官保下学看见，打走那云。王徐氏因通奸未遂，将官保怒打一顿。官保不忿，又到天齐庙责打那云，逼那云永不再去。王 徐氏见那云数日不至，乃借口赴庙降香，与那云定计。是夜三更将官保杀死，并将尸体大拆七块，装入油坛之内。官保老师钱正林（河北梆子称钱文秀）隐知其情， 告于官；但因缺乏证据，反被知县诬以讹财不遂，押在监中。官保前去托梦，告以死尸所在，钱又嘱其妻复告。知县遂乔装私访，从王家长工老王等口中得知真情， 终将王徐氏、那云逮捕转解，判处死刑，并释钱出狱。
王徐氏者，夫死后与和尚那云通奸，被其子官保下学看见，打走那云。王徐氏因通奸未遂，将官保怒打一顿。官保不忿，又到天齐庙责打那云，逼那云永不再去。王 徐氏见那云数日不至，乃借口赴庙降香，与那云定计。是夜三更将官保杀死，并将尸体大拆七块，装入油坛之内。官保老师钱正林（河北梆子称钱文秀）隐知其情， 告于官；但因缺乏证据，反被知县诬以讹财不遂，押在监中。官保前去托梦，告以死尸所在，钱又嘱其妻复告。知县遂乔装私访，从王家长工老王等口中得知真情， 终将王徐氏、那云逮捕转解，判处死刑，并释钱出狱。
儒林外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
暂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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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公案
《郭公案》为清代的武侠公案小说。最著名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以及窦二墩的故事，即出于本书。
《郭公案》为清代的武侠公案小说。最著名的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以及窦二墩的故事，即出于本书。
彭公案
《彭公案》，是中国清朝末年的公案小说。彭公指的就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循吏彭鹏。作者署名贪梦道人。全书共341回。书中大部份情节实属虚构，描述了彭公在江湖豪侠的帮助下，如何惩治贪官恶霸、绿林草寇的故事。塑造了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一批侠义之士的形象。主要情节不是官员断案，而是江湖恩怨。著名情节有杨香武盗九龙玉杯，是京剧中著名的折子戏。
《彭公案》，是中国清朝末年的公案小说。彭公指的就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循吏彭鹏。作者署名贪梦道人。全书共341回。书中大部份情节实属虚构，描述了彭公在江湖豪侠的帮助下，如何惩治贪官恶霸、绿林草寇的故事。塑造了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一批侠义之士的形象。主要情节不是官员断案，而是江湖恩怨。著名情节有杨香武盗九龙玉杯，是京剧中著名的折子戏。
孽海花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２０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１０余次，“行销１０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１８７２年，卒于１９３５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１９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２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１８９６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１８０８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１９０３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１９０７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１９０８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１９２７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１９３１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４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１０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１９０４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８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４回，遂以６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３０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３月余，得２０回（含对金氏６回彻底改写）。１９０５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１９３０年，续写至３５回，其中前２０回于１９２８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１５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１９３１年将此１５回的前１０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３集。继而，又将３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３０回，后５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５年出版的宝文堂本，１９５６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１９５９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３０回本。直到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才将后５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３０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３０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３０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３０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２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１８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２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１８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２０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２０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２９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１９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２９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２９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３０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２７０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３０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３０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２０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１０余次，“行销１０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１８７２年，卒于１９３５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１９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２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１８９６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１８０８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１９０３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１９０７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１９０８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１９２７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１９３１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４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１０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１９０４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８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４回，遂以６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３０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３月余，得２０回（含对金氏６回彻底改写）。１９０５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１９３０年，续写至３５回，其中前２０回于１９２８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１５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１９３１年将此１５回的前１０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３集。继而，又将３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３０回，后５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５年出版的宝文堂本，１９５６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１９５９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３０回本。直到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才将后５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３０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３０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３０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３０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２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１８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２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１８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２０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２０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２９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１９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２９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２９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３０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２７０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３０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３０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又称《海忠介公全传》。明李春芳撰。该书为公案小说,记明代清官海瑞(刚峰)断案决狱之事。全书七十一回,每回演述一个故事,而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各篇。据历史记载,海瑞为官清正刚直,敢于力折权豪,审案也确有公正廉明之称。该书序文中说海瑞“决狱惟明,口碑载道。人莫不喜谈之,时有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即其历官所案,为之传其颠末。”似乎所记都是海瑞事实录,以增加其书影响。简要记述海瑞生平。全书由七十一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能独立成篇,短者至不足百字。连贯起来看,又类似长篇小说。每个故事即一个案例,每一案例由告、诉、情节梗概和海公判组成,有的省略告,有的省略告、诉,但情节和判,每篇必不可少。
又称《海忠介公全传》。明李春芳撰。该书为公案小说,记明代清官海瑞(刚峰)断案决狱之事。全书七十一回,每回演述一个故事,而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各篇。据历史记载,海瑞为官清正刚直,敢于力折权豪,审案也确有公正廉明之称。该书序文中说海瑞“决狱惟明,口碑载道。人莫不喜谈之,时有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即其历官所案,为之传其颠末。”似乎所记都是海瑞事实录,以增加其书影响。简要记述海瑞生平。全书由七十一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能独立成篇,短者至不足百字。连贯起来看,又类似长篇小说。每个故事即一个案例,每一案例由告、诉、情节梗概和海公判组成,有的省略告,有的省略告、诉,但情节和判,每篇必不可少。
刘公案
本书以清代名臣刘墉(刘罗锅)为主人公，共收录公案小说《刘墉传奇》、《罗锅逸事》、《满汉斗》、《双龙传》、《青龙传》等5种。讲述了平断冤狱，惩办贪官污吏的故事，突出了主人公正气凛然，执法如山但又睿智幽默的性格。此书语言生动质朴，故事悬念迭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吸引力，是清代早期的一部颇有特色的公案小说。作品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和特色，极强的适应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且政治思想积极，内涵深刻，对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本书以清代名臣刘墉(刘罗锅)为主人公，共收录公案小说《刘墉传奇》、《罗锅逸事》、《满汉斗》、《双龙传》、《青龙传》等5种。讲述了平断冤狱，惩办贪官污吏的故事，突出了主人公正气凛然，执法如山但又睿智幽默的性格。此书语言生动质朴，故事悬念迭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吸引力，是清代早期的一部颇有特色的公案小说。作品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风格，气派和特色，极强的适应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且政治思想积极，内涵深刻，对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劫余灰
小说采用章回体，以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对青年情侣的惨痛遭遇，是对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虽然吴沃尧说是敷衍一个“情”字，但主旨却是表彰女主人公朱婉贞的“贞和孝”。不过由于小说中多设磨难，让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清末）多方面的社会生活面貌，了解当时的社会黑暗状况，认识当时人一些观念。从这些地方说，此小说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作品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在口语运用和风俗人情描绘上生动逼真。但写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书中叙述多而描写少，笔法上与旧小说差别不大。书中对话过多，过于繁杂琐碎，也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不过，吴沃尧的小说叙述清楚，注意前后照应，有头有尾，结构上较为完整。
小说采用章回体，以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对青年情侣的惨痛遭遇，是对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虽然吴沃尧说是敷衍一个“情”字，但主旨却是表彰女主人公朱婉贞的“贞和孝”。不过由于小说中多设磨难，让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清末）多方面的社会生活面貌，了解当时的社会黑暗状况，认识当时人一些观念。从这些地方说，此小说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作品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在口语运用和风俗人情描绘上生动逼真。但写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书中叙述多而描写少，笔法上与旧小说差别不大。书中对话过多，过于繁杂琐碎，也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不过，吴沃尧的小说叙述清楚，注意前后照应，有头有尾，结构上较为完整。
林公案
版本：清末刋本。六十回。作者：不题撰人。内容：叙述清末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的故事。本书情节符合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并以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禁毁鸦片的经过。
版本：清末刋本。六十回。作者：不题撰人。内容：叙述清末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的故事。本书情节符合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并以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禁毁鸦片的经过。
鸳鸯针
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4卷，16回。题“华阳散人编辑”。此书每卷四回讲述一个故事，针砭明至清初的社会现实，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一卷以明代嘉靖朝为背景，写仁和县秀才徐鹏子乡试试卷被同学丁全以关节顶替，徐因要求查找落卷，反被诬陷入狱，对封建科举的弊端揭露比较深刻……《鸳鸯针》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但由于流传不广，影响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4卷，16回。题“华阳散人编辑”。此书每卷四回讲述一个故事，针砭明至清初的社会现实，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一卷以明代嘉靖朝为背景，写仁和县秀才徐鹏子乡试试卷被同学丁全以关节顶替，徐因要求查找落卷，反被诬陷入狱，对封建科举的弊端揭露比较深刻……《鸳鸯针》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但由于流传不广，影响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胡涂世界
版本：光绪三十二（１９０６）丙午年中秋，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十二卷十二回。作者：吴跰人，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字跰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生（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９日）生于北京祖父寓所，三岁，祖父亡故，随父母奉丧南归。十七岁丧父，十八岁被生计所迫，至上海谋事。光緖廿三（１８９７）年至廿八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从光緖廿九年起，致力小说创作，进入其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卒于沪寓。内容：本书由若干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揭露清末官场的丑恶与黑暗。原连载于《世界繁华报》，故事未完。
版本：光绪三十二（１９０６）丙午年中秋，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十二卷十二回。作者：吴跰人，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字跰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生（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９日）生于北京祖父寓所，三岁，祖父亡故，随父母奉丧南归。十七岁丧父，十八岁被生计所迫，至上海谋事。光緖廿三（１８９７）年至廿八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从光緖廿九年起，致力小说创作，进入其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卒于沪寓。内容：本书由若干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揭露清末官场的丑恶与黑暗。原连载于《世界繁华报》，故事未完。
九命奇冤
简介暂无
简介暂无
蓝公案
清·蓝鼎元 编著 ，蓝公案（原名《鹿洲公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奇案》、《 蓝公案全传》）版本：清代文言小说集。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 蓝公案全传》。二卷廿四则。作者：蓝鼎元。作者受诬罢官后，将雍正五（１７２７）年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成书。内容：虽然为廿四则故事，然而皆以真实案例为据，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
清·蓝鼎元 编著 ，蓝公案（原名《鹿洲公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奇案》、《 蓝公案全传》）版本：清代文言小说集。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 蓝公案全传》。二卷廿四则。作者：蓝鼎元。作者受诬罢官后，将雍正五（１７２７）年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成书。内容：虽然为廿四则故事，然而皆以真实案例为据，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
毛公案
版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六回。作者: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内容:叙述明代嘉靖时期直隶巡按毛登科私访断案的故事。
版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六回。作者: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内容:叙述明代嘉靖时期直隶巡按毛登科私访断案的故事。
包公传
《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朱仁斋与耕堂刊本。无序跋，前附有《 国史本传》、《 包待制出身源流》，首有“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案目录，”正文卷端题《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版心题《包公传》，现仅有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 收藏全本，江西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残本。 《百家公案》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小说巧借传奇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能，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朱仁斋与耕堂刊本。无序跋，前附有《 国史本传》、《 包待制出身源流》，首有“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案目录，”正文卷端题《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版心题《包公传》，现仅有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 收藏全本，江西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残本。 《百家公案》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小说巧借传奇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能，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斯文变相
版本：光绪丙午（１９０６）年乐羣小说社铅印本。十回。作者：署“遁庐着”。内容：透过主角冷镜微的经历，讽刺文人官吏的虚伪与腐败。续编未见。
版本：光绪丙午（１９０６）年乐羣小说社铅印本。十回。作者：署“遁庐着”。内容：透过主角冷镜微的经历，讽刺文人官吏的虚伪与腐败。续编未见。
冷眼观
版本：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小说林社印行本。三十回。作者：题“八宝王郎着”。八宝王郎即王浚卿。内容：以第一人称笔法，描写庚子事变前后十多年间，社会混乱官场腐败的情况。本书未完。
版本：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小说林社印行本。三十回。作者：题“八宝王郎着”。八宝王郎即王浚卿。内容：以第一人称笔法，描写庚子事变前后十多年间，社会混乱官场腐败的情况。本书未完。
近世社会龌龊史
《近代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最近社会龌龊史》），吴研人作品。据作者自序，本书可以视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该作品为中国古典十大禁书，晚清讽刺谴责小说
《近代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最近社会龌龊史》），吴研人作品。据作者自序，本书可以视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该作品为中国古典十大禁书，晚清讽刺谴责小说
快士传
作者：徐述夔；校点：李虹；序：赵锋、董晓宇全书十六卷，即十六回，有清代刊本，书署“五色石主人编”。作者即《五色石》、《八洞天》的作者徐述夔（1701？一1763？）。徐述夔，原名庚雅，字孝文，江苏东台人，乾隆年间中过举人，后官知县。他因其所著《一柱楼诗》等书中，多有怀念前明、诋毁满清之语，故酿成诗案文字狱，在死后遭剖棺戮尸之祸，其生平所著亦遭禁毁。本书写主人公书生董闻的遭遇，有文字狱之祸，竟与作者自己后来的灾祸暗合，可谓奇事。书中写出了科举落榜文人的种种心态，表现出作者的一定胆识。同时，本书情节复杂，结构严谨，语言也较流畅，堪称佳作。
作者：徐述夔；校点：李虹；序：赵锋、董晓宇全书十六卷，即十六回，有清代刊本，书署“五色石主人编”。作者即《五色石》、《八洞天》的作者徐述夔（1701？一1763？）。徐述夔，原名庚雅，字孝文，江苏东台人，乾隆年间中过举人，后官知县。他因其所著《一柱楼诗》等书中，多有怀念前明、诋毁满清之语，故酿成诗案文字狱，在死后遭剖棺戮尸之祸，其生平所著亦遭禁毁。本书写主人公书生董闻的遭遇，有文字狱之祸，竟与作者自己后来的灾祸暗合，可谓奇事。书中写出了科举落榜文人的种种心态，表现出作者的一定胆识。同时，本书情节复杂，结构严谨，语言也较流畅，堪称佳作。
皇明诸司公案
余象斗编述卷内封题“全像续廉明公案”体制同《廉明奇判公案传》，即卷下分类，类下分则，一则记一判案故事。全书四卷六类，其类目为“人命类”、“奸情类”、“盗贼类”、“诈伪类”、“争占类”、“雪冤类”，每类9、10、11则不等，共收59则判案故事。此本既题《续廉明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可见它与《皇明诸司廉明公案》，即《廉明奇判公案传》的关系。但此书又与《廉明公案》不同，《廉明公案》为“余象斗集”，重在搜集案例；此本为“余象斗编述”，系经余象斗编辑加工。
余象斗编述卷内封题“全像续廉明公案”体制同《廉明奇判公案传》，即卷下分类，类下分则，一则记一判案故事。全书四卷六类，其类目为“人命类”、“奸情类”、“盗贼类”、“诈伪类”、“争占类”、“雪冤类”，每类9、10、11则不等，共收59则判案故事。此本既题《续廉明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可见它与《皇明诸司廉明公案》，即《廉明奇判公案传》的关系。但此书又与《廉明公案》不同，《廉明公案》为“余象斗集”，重在搜集案例；此本为“余象斗编述”，系经余象斗编辑加工。
施公案
《施公案》又名《五女七贞》，清代民间通俗公案小说。早期版本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未著撰人。现存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道光四年（1824）刊本，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为528回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康熙年间清官施仕伦在黄天霸等江湖侠士辅佐下铲除贪官污吏、破案捕盗的故事。
《施公案》又名《五女七贞》，清代民间通俗公案小说。早期版本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未著撰人。现存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道光四年（1824）刊本，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为528回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康熙年间清官施仕伦在黄天霸等江湖侠士辅佐下铲除贪官污吏、破案捕盗的故事。
老残游记续集
《老残游记》是刘鹗（1857—1909）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时署名“洪都百炼生”，后来改署“鸿都百炼生”。[1]他原名孟鹏，字云抟，后字铁云。清江苏丹徒人。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曾师事太谷学派周星垣的传人李光炘，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父亲刘成忠，咸丰二年＜1852）进士，以御史出官河南，在天算、乐律、方技、词章等诸方面，无不擅其妙。鹗学识博杂，精于考古，他在算学、医道、治河方面的成就，有其家学渊源。光绪二年（1876）和十二年（1886），曾两度赴南京应乡试未第，中间曾从事过商业，并悬壶行医。光绪十四年（1888）后，相继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和山东巡抚张曜处任幕宾，主要为协助治理黄河，从此声誉日盛。后经山东巡抚福润保荐，入总理衙门，得以知府任用。不久，应外商的聘请，辞官主办山西矿务，并和外国人士有所结交。晚年曾东渡日本游历。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因他在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曾用贱价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赈济京津饥民，遂加以私售仑粟的罪名将他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七月，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五十三岁。本书以“老残”这个摇串铃走江湖的医生的活动为线索，记述作者在各地游历时的见闻，内容广博，所涉三教九流，妓家赌场，通过幅射式的结构，广泛地展示了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尤其在揭露官场流弊方面，与一般小说住往专写贪官者不同，它的重点是揭露“清官”。书中化了大量笔墨所写的玉贤和刚弼两人，都是著名的所谓“清官”，而且刚弼还是“清廉得格登登的”。可是他在齐河县会审贾家十三条命案时，只因发现魏家家人行贿，于是审案时先有了成见，认定贾魏氏为元凶。结果屈打成招，把一个平白无辜的寡妇定了凌迟的罪名。尽管这案后因老残干预，经过复审，终于真相大白；但人们却可从中看到封建司法制度的暗无天日。至于玉贤这个酷吏，一谈起他，人们乃是谈虎色交。他在山东曹州做知府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惨无人道的站笼这种刑罚，残酷杀害了二千多个平民百姓。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完全是无辜的；董家口杂货店的儿子酒后说了“玉大人怎样糊涂，怎样好冤枉人”，就彼抓去以“谣言惑众”的罪名站死。于家父子因被强盗栽赃，在审问时方说得一声“冤枉”，玉贤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可是一查簿子，笼子早已站满了人。差投提出将于氏父子“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时，作者写道：玉大入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7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接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于是，活活打死了旧的“罪犯”，再把新的“罪犯”关进了站笼。种情景，读来怎不令人发指！不仅酷吏杀人，治河官吏的只管中饱私囊，不顾百姓死活的事，更是触目惊心。在第十三回中，作者借妓女翠花、翠环与老残的交谈身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山东治河官吏以为齐河县一带河床大狭，为了放宽河道，提出“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主张，人为地造成数十万人葬身鱼腹的惨剧。原来在大堤与民埝中间，是一道五六里宽，六百里长，住着十几万户人家的地区。丧心病狂的决策者，竟商定：“可不能叫百姓知道。……被他们知道了，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那还废的掉吗！”作者接着借翠花的嘴说：这“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俺们这小百姓那里知道呢！”由于作者曾做过幕僚，对官场的接触颇多，而且又是光绪二十四、五年黄河大渍决，直隶东南部，山东沿运河西部，淹死人口十六七万的目击者，就使这种叙述，更具艺术感染力。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语言精炼，富于表达能力；对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有其独到之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这书为“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书个第二回的“明湖居说书”、第十二回的“黄河上打冰”，都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早从二十年代起，就被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国古籍全录刘鹗这书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十七岁时开始写作的。这时正当庚子事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运动正蓬勃兴起，在这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关键时刻，他的思想感情始终倾向于清王朝，并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行将灭亡的末代王朝联系在一起。在《自叙》中他叹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书中主人公化名老残的用意，正出于此。因此他十分痛恨和恐惧革命，第十一回中对“北拳南革”的斥责，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这是一本瑕瑜互见的作品。《老残游记》最早发表在1903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第九号上，刊至第十四回为止。[2]翌年改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刊行，至二十回，刊成单本初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神州日报馆印本，民国元年（1912），有商务印书馆本。二十年代亚东国书馆、艺文书局曾分别出过二十回的单行本。《续集》六回，亦发表于《日日新闻》，良友复兴图书印50公司又在二十回本之后将它作为附录，出版二十六回本。此外又有石印本多种。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简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了魏绍昌编的《老残游记资料》，该书收有从刘氏的后人厚滋、厚泽所提供的《二编》卷七至卷九以及《外编》卷一（残稿），合计共四卷的新稿。
《老残游记》是刘鹗（1857—1909）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时署名“洪都百炼生”，后来改署“鸿都百炼生”。[1]他原名孟鹏，字云抟，后字铁云。清江苏丹徒人。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曾师事太谷学派周星垣的传人李光炘，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父亲刘成忠，咸丰二年＜1852）进士，以御史出官河南，在天算、乐律、方技、词章等诸方面，无不擅其妙。鹗学识博杂，精于考古，他在算学、医道、治河方面的成就，有其家学渊源。光绪二年（1876）和十二年（1886），曾两度赴南京应乡试未第，中间曾从事过商业，并悬壶行医。光绪十四年（1888）后，相继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和山东巡抚张曜处任幕宾，主要为协助治理黄河，从此声誉日盛。后经山东巡抚福润保荐，入总理衙门，得以知府任用。不久，应外商的聘请，辞官主办山西矿务，并和外国人士有所结交。晚年曾东渡日本游历。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因他在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曾用贱价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赈济京津饥民，遂加以私售仑粟的罪名将他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七月，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五十三岁。本书以“老残”这个摇串铃走江湖的医生的活动为线索，记述作者在各地游历时的见闻，内容广博，所涉三教九流，妓家赌场，通过幅射式的结构，广泛地展示了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尤其在揭露官场流弊方面，与一般小说住往专写贪官者不同，它的重点是揭露“清官”。书中化了大量笔墨所写的玉贤和刚弼两人，都是著名的所谓“清官”，而且刚弼还是“清廉得格登登的”。可是他在齐河县会审贾家十三条命案时，只因发现魏家家人行贿，于是审案时先有了成见，认定贾魏氏为元凶。结果屈打成招，把一个平白无辜的寡妇定了凌迟的罪名。尽管这案后因老残干预，经过复审，终于真相大白；但人们却可从中看到封建司法制度的暗无天日。至于玉贤这个酷吏，一谈起他，人们乃是谈虎色交。他在山东曹州做知府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惨无人道的站笼这种刑罚，残酷杀害了二千多个平民百姓。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完全是无辜的；董家口杂货店的儿子酒后说了“玉大人怎样糊涂，怎样好冤枉人”，就彼抓去以“谣言惑众”的罪名站死。于家父子因被强盗栽赃，在审问时方说得一声“冤枉”，玉贤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可是一查簿子，笼子早已站满了人。差投提出将于氏父子“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时，作者写道：玉大入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7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接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于是，活活打死了旧的“罪犯”，再把新的“罪犯”关进了站笼。种情景，读来怎不令人发指！不仅酷吏杀人，治河官吏的只管中饱私囊，不顾百姓死活的事，更是触目惊心。在第十三回中，作者借妓女翠花、翠环与老残的交谈身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山东治河官吏以为齐河县一带河床大狭，为了放宽河道，提出“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主张，人为地造成数十万人葬身鱼腹的惨剧。原来在大堤与民埝中间，是一道五六里宽，六百里长，住着十几万户人家的地区。丧心病狂的决策者，竟商定：“可不能叫百姓知道。……被他们知道了，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那还废的掉吗！”作者接着借翠花的嘴说：这“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俺们这小百姓那里知道呢！”由于作者曾做过幕僚，对官场的接触颇多，而且又是光绪二十四、五年黄河大渍决，直隶东南部，山东沿运河西部，淹死人口十六七万的目击者，就使这种叙述，更具艺术感染力。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语言精炼，富于表达能力；对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有其独到之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这书为“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书个第二回的“明湖居说书”、第十二回的“黄河上打冰”，都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早从二十年代起，就被作为范文，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国古籍全录刘鹗这书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十七岁时开始写作的。这时正当庚子事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运动正蓬勃兴起，在这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关键时刻，他的思想感情始终倾向于清王朝，并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行将灭亡的末代王朝联系在一起。在《自叙》中他叹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书中主人公化名老残的用意，正出于此。因此他十分痛恨和恐惧革命，第十一回中对“北拳南革”的斥责，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这是一本瑕瑜互见的作品。《老残游记》最早发表在1903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第九号上，刊至第十四回为止。[2]翌年改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刊行，至二十回，刊成单本初集。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神州日报馆印本，民国元年（1912），有商务印书馆本。二十年代亚东国书馆、艺文书局曾分别出过二十回的单行本。《续集》六回，亦发表于《日日新闻》，良友复兴图书印50公司又在二十回本之后将它作为附录，出版二十六回本。此外又有石印本多种。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简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了魏绍昌编的《老残游记资料》，该书收有从刘氏的后人厚滋、厚泽所提供的《二编》卷七至卷九以及《外编》卷一（残稿），合计共四卷的新稿。
狄公案
《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全传》，清末长篇公案小说，作者名已佚，共六卷六十四回。前三十回，写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后三十四回，写其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故事情节较为细致缜密，带有政治色彩。
《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全传》，清末长篇公案小说，作者名已佚，共六卷六十四回。前三十回，写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后三十四回，写其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故事情节较为细致缜密，带有政治色彩。
梼杌萃编
版本：民国五（１９１６）年汉口中亚印书馆排印本。十二编二十四回。作者：题“诞叟着”。诞叟，本名钱钖宝，字叔楚，浙江杭州人，约光绪二十（１８９４）年前后在世。内容：以反面人物贾端甫为中心，叙述了清末官场商场的黑暗与腐败。本书结构完整，文笔辛辣。“梼杌”者，恶人也。
版本：民国五（１９１６）年汉口中亚印书馆排印本。十二编二十四回。作者：题“诞叟着”。诞叟，本名钱钖宝，字叔楚，浙江杭州人，约光绪二十（１８９４）年前后在世。内容：以反面人物贾端甫为中心，叙述了清末官场商场的黑暗与腐败。本书结构完整，文笔辛辣。“梼杌”者，恶人也。
海公大红袍全传
该书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书中的海瑞被刻画成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其中的断案故事离奇复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该书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书中的海瑞被刻画成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其中的断案故事离奇复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十尾龟
清末年间，浙江金华富商费春泉赴上海滩寻艳遭骗，却看透上海滩各种骗术伎俩，私门暗娼，风味情转，而费春泉遂投身其中，用其妻，妹来赚钱，丧尽无良人性，让人熟知十九世纪上海滩的污秽昏暗，是天堂也是地狱。
清末年间，浙江金华富商费春泉赴上海滩寻艳遭骗，却看透上海滩各种骗术伎俩，私门暗娼，风味情转，而费春泉遂投身其中，用其妻，妹来赚钱，丧尽无良人性，让人熟知十九世纪上海滩的污秽昏暗，是天堂也是地狱。
春阿氏谋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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